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本报记者庄小蕾整理

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