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经过村口的小店，乡亲们聚集在这里正在赞美秋雨：这几场秋雨真好！赶跑了“秋老虎”，给我们带来了秋天更多的凉爽，自己做天也只有介相貌哉。其中有一位老汉操着一口很浓的绍兴方言在说：你们这些毛后生晓得啥西？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做天养人，壮脱脱，人养人，皮包骨。冷不防有位“凿头网”后生顶头将了他一句：天下底是要数侬顶聪明哉！小店里的人一哄而笑，气得那老汉的胡须翘起，脸上的肌肉也抖了一下。

前些天，我又经过村口的那家小店，小店里的乡亲们又在议论秋雨，听起来与上次完全不同，这次议论更多的是在埋怨秋雨。有小车子的在埋怨老天经常下雨，害得车子三日两头要洗，真烦！有摩托车的小伙子在埋怨连绵秋雨，给他们带来外出兜风的不便；老年人在埋怨老天秋雨不断，使他们骑三轮车出入困难……乡村的小店，是议论和传播新闻的窗口，它能与海宁一带的茶馆媲美，一有风吹草动，消息就从这里不胫而走，这次对秋雨的评论也只是小店中的阶段新闻。其实，做老天也是挺难的。前段高温，哪一个不希望老天下一场透雨解解酷暑，也好让那空荡荡的高山水库吃个饱，用电紧张的气氛也会得到缓和。然而，盼望的秋雨真的来了，而且一场接一场，每当这时，人们又会想念起晴天的舒畅。其实，在人们对秋雨的埋怨中可以听出，现在秋雨对人们的影响只是在生活方面触及得比较多，这可能与现在的家庭经济收入多元化有关吧！小店里的人们对秋雨的赞美和埋怨，都对我有深深的触动，因为秋雨绵绵总会勾起人们对往事的追忆……

在干活一字形、工分一直头的年代，我们姚北一带开的都是露天工厂，主导产品是生产棉花。那时，各级部门对抓好棉花都十分重视，从每年４月中下旬开始播种，到棉花出苗和培植管理，都是一环紧扣一环，沟边路旁，零星杂地都是种棉花，不得种其它经济作物，否则种了一旦透露消息被上面知道，就会连根拔除，生产队长还会被扣上“破坏棉花生产，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哩。

那时，我们这批小后生担任着棉田树枝诱蛾的工作。每天，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我们生产队的五个小青年各自都拿着蛇皮袋，到一望无际的棉地里去诱棉铃虫蛾。当时，在绿油油的棉地里都插着一排排杨叶帚，经太阳一晒，叶香引得蝴蝶来，远远望去，似一排排站立的哨兵。我们走进齐腰高的棉田，茫茫秋露打湿了我们的衣裤，双腿任凭棉桃的磕碰，我们利索地用蛇皮袋套住香喷喷的杨叶帚，使劲一晃，大大小小的各种蝴蝶在袋子里拍打着翅膀。每个清晨，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拿着战利品到晒场上清点蝴蝶只数，看谁套得最多，渴望队长给我们一个好脸色，为年终评选五好社员创造条件。

那时的棉花，在棉农的精心培育下，棉花长得像宝塔状，上上下下结棉桃，棉农个个笑逐颜开。尽管棉桃结得压弯了腰，但最终也要靠棉花吐絮期的气候帮忙，如吐絮期天气晴朗，棉花朵朵白，棉农乐呵呵；如秋雨绵绵，白花变烂花，卖掉不值钱，棉农的希望化为泡影。

记得有一年秋天，泗门区沿海一带的棉花长势比任何一年都好，结桃多的棉花每株有一百多个，棉农在梦里也笑出了声。谁知这年却逢上了十年未遇的连续秋雨，累累棉桃几乎全部变成了烂桃。为了把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乡亲们白天摘，晚上在电灯下剥。大家虽然知道每天晚上剥的烂棉花只可付付电灯费，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大家不是算经济上的账，而是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账。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的每个工分值只有７分，一个十足男劳力每天报酬０．７元，加上年终的“预支尾巴”，合计０．７５元，那年有９０％以上的农户成了“倒挂户”，我家由于平时少向生产队借钱，三个劳动力总算找补了９５元现金，安排好第二年上春的米钱后，真正到手的才３０元现金。当时父亲把３０元现金仿佛当成现在的３０万元差不多，连忙存进了信用社。这年冬天到第二年的上春，棉农的生活过得真是叮当响，几乎一天三餐吃的是照得见星星的稀饭，“吃口重”的人家还吃起了“革命草”的根子，这年的秋雨真是害苦了棉乡的农民。因此，乡亲们年年种棉、年年种好棉，年年怕下连续的秋雨。当时在棉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八月乌，霜降梅，棉农无奈望苍天；秋风秋雨愁煞人，最愁难过上春关。

现在的棉乡，田野上很少看见农民劳作的身影，他们到底在何方？不妨你去走一趟这里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只见他们活跃在车间的每一个质控点，灵巧的双手劳作在新产品的流水线，两耳聆听马达的欢唱，任凭那窗外的秋雨绵绵。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勤劳才能致富，秋雨对农业的这一点损失不怕夺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