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历史需要温情和敬意，更需要反省和批评。各种纪念的同时，我们更应有更深入的反思。张黎导演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几个特别值得后人反复思考和品评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革命？
关于这一个命题，张黎先后是有得出了两个不同结论的。其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给出的答案，显然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强大。该剧的主题曲选择《历史的火山》这样的唱词，便是明证。而《辛亥革命》一开始就以鉴湖女侠秋瑾赴死时的独白，作了新的不同的解释：革命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是人们摆脱奴役的状态。
无论那种，革命的目的都是崇高的。但表述的不同，绝不只是玩弄文字的把戏，而是反应了创作者关注重点的根本性转移。《走》更多地是冷静地刻画晚清至清末的各方政治势力，细致地描述国家走向共和的艰难不易，强调的是国家强大和复兴的历史使命，与当时兴起的大国崛起思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革》动情于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借秋瑾之口直白地说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谋个人的幸福，而不是口号式的振兴中华，与当下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不谋而合。
二是革命党的失误。
影片最后重点讲述了南北和谈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张黎无疑是敏锐的。可以说，辛亥革命，最难的是武昌起义，但最该引起重视的是与袁世凯的妥协和临时约法的颁布两项。
根据欧美的历史经验，革命的终极结果是走向宪政，而宪政的基础与实质是各派别在实力对比基础上有原则的妥协和基本的相互信任。 基于此，革命党在这两处的表现，无疑是让人失望的： 一方面，正如李剑农先生所言，《临时约法》一是随意更改国家政治体制，轻易地由总统制变为责任内阁制，是“对人立法”，缺乏宪法至上的政治精神；二是希望用一纸约法取得革命党在战场上想都不敢想的问题，超越了实权派人物袁世凯接受的底限，是“过渡限权”；另一方面，正如主流人士所指责的那样，革命党在定都和袁世凯就职问题上，无疑是迁就了袁世凯的。
这样的失误，最终造就民国初年的历史悲剧。袁世凯甚至和革命党人一样是许多的历史失误不断累积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