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的天安门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恒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童年，并没有给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记忆，4岁那年，父亲阖然辞世。13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双双去世后，外婆早早地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姑娘叫吴月琴，是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长淦昌3岁，上过私塾，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王淦昌不敢有违，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的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慢慢地融合了。

王淦昌在家乡念完小学，到上海念中学。“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作响。王淦昌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袭来。

4年苦读，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放寒假了，王淦昌回家过年，刚进家门，妻子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孩子取个名吧！”“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荷，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责，又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开学了，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学毕业了，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国官费留学的研究生。家里人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上大学4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谁来抚养？他对得起妻儿吗？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和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犹豫了，动摇了。吴月琴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淦昌，出国留学机会难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后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孩子……”“不，还包括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王淦昌留给妻子的承诺。

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王淦昌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但何为人夫？何为人父？面对妻子儿女，他感到内疚

1930年秋天，王淦昌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王淦昌的导师迈特内是一位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

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4年。这4年，他心无旁骛，刻苦钻研，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那个令人仰慕的头衔回到了灾难沉重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其间爆发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如今当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

1937年，伴着战争的阵痛，他的第四个孩子出世，回忆那段往事，他感慨地说：“前三个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么艰难和痛苦。”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的伟大———“德如磐基”。

1940年，浙大迁址贵州遵义。王淦昌的小女儿王遵明在这里诞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当时，学校住在一个山凹里。王淦昌买来一只小羊，每天牵着那只小羊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作了伟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国不久，妻子和儿女的突然到来给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妻子以问作答。王淦昌的确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安排。“到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是我们强国的骨干和精英，一定要让他们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给他们安排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总理的指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没有忘记关心几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的生活问题，为此，王淦昌深受感动。正是这份特殊的关爱激发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的神秘“消失”，不止外国人感到奇怪，就连家人也感到奇怪。直到十多年后，妻子才知道了丈夫的“秘密”。

正当杜布纳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成果时，王淦昌却悄然离开杜布纳回到祖国。

“王先生，这次让你回国，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让你参加并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刘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部长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他感谢部长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毛主席给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它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来往和关系，这些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

“你是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为了工作需要，你必须有个化名，叫什么名合适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好，王京同志，就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吧！”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淦昌从中感受到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她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

从苏联回来后，妻子的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变得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连家里人也感到陌生起来，经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后很少说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你为什么要改名？”妻子问道。“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什么工作这么保密？”“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就连家里人也不许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后从不再问及。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一人去了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们不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像木头人似的很少说话。孩子们的工作没时间考虑，孩子在想什么他无暇过问，3个女儿相继结婚他没参加一个婚礼，孩子们对他有怨气。好在孩子们争气，5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

王淦昌90岁寿辰，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李政道博士问他，你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回答说，他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1997年8月的一天，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路边散步，被一个莽撞青年骑车撞倒，他股骨颈骨折被送进医院。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妻子吴月琴又住了医院。王淦昌拖着未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半年后，老伴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个半年后的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为世人留下一部伟大的世纪爱情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