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写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我算是明白了。

这本书是关于童年和少年的。少年该终止在哪个年纪呢？这个似乎不好说。13岁可，14岁亦可，15岁也未尝不可。无论如何，把12岁看做少年的终止总是早了一点儿。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所写的一切都是我12岁之前的事，换句话说，我把自己的少年的终点限定在了12岁。那是1976年，“文革”结束的那一年。就在几天前，一位朋友对我说：“没想到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文革。’”

这句话吓了我一大跳。《玉米》是写“文革”的，这我在写作之前就很清楚；《平原》也是写“文革”的，我在写作之前同样很清楚。可我在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之前并没有决绝的打算，写着写着，潜意识做起了规划，1976年来了，我的少年时代也就结束了。不过，回过头来想想，作为一个出生在1964年的书写者，有关童年和少年，不写“文革”你还能写什么呢？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一本非虚构作品。让我来猜猜吧，聪明的读者也许是这样认为：你们这些写小说的，能够在虚构中无中生有，非虚构大概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吧。

事情却不是这样。

人是有感情的。有感情，对作品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对写作者来说，它很难说就是一件好事。感情折磨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吗，他们面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可以无动于衷？我根本不相信。写小说也动感情，但是，说白了，那感情面对的对象终究是虚拟的，容易“过去”。非虚构不一样，那些事是“在”的，那些人也是“在”的，你不可能用一些泪水就可以将内心的澎湃打发过去。

可我不希望自己写一本泪汪汪的书。我不是那个年纪的人了，退一步说，我在心理上也不习惯那样。所以，留给作者、也就是我自己的，其实只有克制。克制从来就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没有人会因为克制而兴高采烈。

从情感出发，我们连带着还可以说一说真实。什么是真实？这就不再是一个艺术问题了，它直接可以上升到哲学。关于真实，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们煞费了苦心。就说小说吧，人类小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表达真实的历史。模仿是真实？再现是真实？表现是真实？象征是真实？超现实是真实？“是这样”是真实？“应这样”是真实？主体是真实？客体是真实？零度写作是真实？真的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家为了获取真实，他们推动了小说，丰富了小说美学，并使小说作为文明的一种方式拓展了人类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虚构的生命在真实。但是，如何抵达真实？“非虚构”永远都不是一个漂亮的修辞学借口。在我看来，真实是无法自证的，写作者惟一能做的，是管理自己，不要动不动就“不能自已”。

所以，对我来说，《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写作是庄严并肃穆的。它考验的其实是写作的道德。每一天我都在为诚实而努力，为了保持这种愿望，你必须克服内心的许多东西，这并不容易。

铺垫到这里我想有必要说一件最要紧的事了，那就是我如何面对并表述苦难。作为一个出生于1964年的中国人，一个倒霉蛋的后代，在他年近半百并回首往事的时候，苦难感已经成了他的逻辑性感受，这是一种“长大”的感受，也是一种“长大”的判断。但是，在他的童年与少年，因为没有比较，因为天性烂漫，他不可能去“感受”苦难。他欢天喜地的。真的，欢天喜地。

所以，有两点我必须坚持，一，从价值观出发，保持苦难的书写；二，避免因为拥有过苦难，作者“想当然地”把自己弄成了历史与道德的审判者。这两点是我必须做到的。这两点并不对立，可是，作为一个在“二元对立”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很清楚，我们的文化是“寻租对立”的文化，由此，荒诞产生了，金钱等于罪恶，物质等于庸俗，贫穷等于善良，苦难等于高尚，底层等于真理。我不想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头进行荒诞写作的实验。

和我的其他作品比较起来，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那就是阅读的对象。说得简单一点，写给谁去读。在平时，我不可能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害的，想多了会使一个作家丧失他的纯度。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在我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的内心多了一个愿望，希望孩子们能够阅读这本书，毕竟，这是书写童年和少年的。可是很不幸，到了写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全是孩子，还没写完1000个字，我就不会写了，我突然找不到我的语言了。这么说吧，你是知道如何和孩子们说话的，但是，一旦让你到幼儿园去，面对一大堆的孩子，你突然“不会说”了，你甚至觉得自己的嗓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