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传》，赚尽千代人万行泪。然而纵观《水浒传》，真正能流芳百世的，却尽为草莽人做的草莽事。
大相国寺里那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硕大一棵杨柳树，忽地由他拔起，怎么也和“知书达理”沾不上边，但古往今来，偏就赚得人拍案叫好；景阳岗上武松提拳打虎，虎啸滚滚，群山隆隆，怎一个英雄了得，从此这世上便多了个“武松打虎”的美名；李逵勇猛一生，鲁莽一世，江洲劫法场，大闹汴梁城，三打祝家庄，乃至于招安后，攻辽破金，征讨方腊，哪一次他不是挥舞板斧，一声怒吼，冲为先锋？倒是林冲，虽是武功高强，却总是畏首畏尾，遇事一忍再忍，为一部《水浒传》平添了许多气闷。
相信很多看过《水浒传》乃至《西游记》的人都会心存这样一种疑虑：为何一支原本很强悍的民军，当摇身一变成官军后，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加入天庭之前，可谓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什么天兵天将，天王太子，老君老星，统统都被他收拾个干干净净，但一加入唐僧的西天取经之路后，什么嫦娥的兔子，老君的牛，都能让他束手无策，四下求助。《水浒传》里更明显，水泊梁山时，兄弟一出，无往不胜，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灭一双，而且几乎是零损失，可是，一到招安后，仅仅换了身军装，换了面大旗，便败得惨不忍睹，一百单八将最终死的死，伤的伤，仅剩二十八骑返京，其状又怎是一个悲字能说得！
为弄清这个问题，还需细细对比两种情况下的作战原因：梁山被招安前，打的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杀的是贪官污吏，赢的是名声威望，兄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阵上的是好汉，阵下是兄弟，这样的背景，想不拼命怕也难，毕竟打下来的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身为官军，却又是一样状况：在看见敌人的一瞬间，孙悟空不再是抡棒便打，而是转身便回，向唐僧打报告，等待唐僧“小心安全，速去速回”之类的批语；梁山兄弟也不是抄家伙便上，而是先看上级诏令，该进攻时他让休息，该休息时他说要“限期攻克”。便是打完了仗也没得安歇：首先要防奸人中伤，含冤入狱，其次要防小人抢功，再者更要防那流言蜚语，最后才是封赏升官，方能尝得那一杯御酒。一个将士，在作战前首先背上了这许多包袱，便是胸有三尺浪，也得被压得风平浪静，自先失了豪气，没了莽性，也就难说“取胜”了。
没有莽性，鲁迅说是“麻木”，龙应台则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柏杨干脆夸大点，写成“丑陋的中国人”。只是，在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等级观念的束缚下，又有几个人，敢像武松般，毅然挥拳去向猛虎？又有几人，敢像燕青那样，擂倒高太尉？我们大多数扮演的，只是林冲罢了，但林教头却从未看低自己，而我们却只是一味讥笑于他。
有道是：孤烟暮日，云河星岸，隆隆战鼓被埋进千页书中。宋江临终前托嘱“我看那廖儿洼与梁山泊无异，当埋于此。”也只有在此时，他方才回忆梁山泊，回味那些如烟岁月，和岁月深处那些永不褪色的兄弟情义，回忆那群豪气干云的“莽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