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走了，在今天中午一点钟，九十一岁。他生在四月，也在四月离去…

关于姥爷的前半生，我了解的很有限，姥爷家是南京江宁一个村庄的，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早年夭亡。从他晚年的胡话中，我大体知道，那一年日本人在南京杀人的时候，他躲在芦苇荡里逃过一劫。十五六岁左右就去了上海，曾经有学开车的机会，后来把上海的岗位留给了弟弟，只身去了东北的煤矿。

姥爷事业心很重，结婚后的头几年几乎没回过家。姥姥一个人抱着大舅，到东北找他，转了很多次车，吃了很多苦头，终于找到了他。他见到姥姥，很是吃惊，也只平淡地问了句：“你怎么来了？”

后来在鹤岗，有了我大姨。平顶山建矿，家从东北搬过来；陆陆续续有了二姨，妈妈，四姨，老舅，老姨。姥爷仍然忙于事业，据说我妈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党校学习。后来还去六盘水支援过三线建设，再回来的时候，妈妈说她都不认识姥爷了。家里照顾孩子的任务都交给了姥姥。他话不多，也很少有精力关心孩子，休息日喜欢拿上猎枪去山上打兔子，或者带着渔网去打渔。偶尔打来的兔子和老鳖，竟成了那个食物匮乏年代难得的美味。

文革时期，姥爷认识了爷爷。爷爷那时候受迫害，半年之内被换了多个罪名受批判。没人可收留的时候，到姥爷家，姥爷拿来一瓶好酒，让姥姥煎了豆腐，炒了鸡蛋，对爷爷说：“别人都说你是反革命，我不信。在我这儿，该喝酒喝酒，该吃菜吃菜，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后来爷爷每次喝酒提到这一段都特别感慨。

爸爸上中学时从南京回来，放学后奶奶没下班，就到姥姥家扒馍篮子。那时有了四叔，奶奶工作忙，就把四叔放在姥姥家，由太姥姥照顾。四叔太小，不会吃甘蔗，太姥姥就把甘蔗切成糖块大小，放在兜里面。

后来爸妈就结婚了，再后来就有了我。有我的那年，老舅因为车祸去世了。这件事对姥爷打击很大。我记事的时候，他头发已经白了，夏天总是穿一件白色汗衫。他在平房的院子里砌了两个水泥池子养金鱼，后院里还窝了鸡笼，养了一些鸡，前院种着葡萄，月季，冬青，后院有一颗石榴树。那院子是我小时候的乐园。悠闲的时候，姥爷喜欢出去溜溜弯，去公园打打扑克，晚上回来抱着黑白电视，看他的《宰相刘罗锅》，边看边哈哈笑…

我渐渐大一些该上学了，住在市区的舅舅家，由姥姥照顾。姥爷便和姥姥分开了。据说是某天受到留言的惊吓，一个人在家又无人排遣，于是着急上火，竟生了病，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话也渐渐多了起来，见谁跟谁唠嗑，甚至闹着要跳楼。儿女们谁也拿不准病情，以为他是精神疾病，进行了错误的诊治后，他竟大小便失禁了。后来，爸爸请来中医号脉，中医开了几服药，嘱咐家里人让姥爷服下，睡上三天三夜，病情自然就缓解了。姥爷那三天三夜是没睡够的，但病果然好了不少。

经此一次，大家知道，姥爷患的是老年痴呆症的一种。这病哪怕受不经意的刺激也会发作。没病的时候，姥爷人挺好，话不多，偶尔还能喝二两。搬把椅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彩色电视机。姥爷最喜欢看的是新闻，乒乓球赛和拳击，有一次跟我说到中国乒乓球队，说王皓也要慢慢退了，现在新上来那个许昕挺不错的。我听了挺惊讶，暗叹姥爷紧跟潮流并不落伍。渐渐的，姥爷精神没那么好了，看新闻看比赛的时候经常打盹犯困。

终于有一天，姥爷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在床上养了不久，旧伤刚好，又趁儿女不备执拗地去卫生间高处拿东西，摔下来，腿骨摔断了。大夫说，如果手术要受很大罪，鉴于老人家年龄大了，还是保守治疗。自此，姥爷彻底瘫在了床上。

没有电视，姥爷的生活就愈发无聊了。后来渐渐变得神志不清，说起胡话了。我只能从他说过的胡话里遍寻他曾经的生活场景。他时常说的胡话描述的情景是打鬼子、开大会给领导反映问题。他经常在床上用手比划着打枪，跟臆想中的鬼子作战；他也时而想着自己在开大会，提议一个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姥爷的身体后来就每况愈下了，妈妈他们姊妹六个一人一天，轮流照顾。喂饭喂水，清理他在床上的大小便。他大半夜兴奋了，还会不停地说胡话，完全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天要来，可是这一天真的来了，都有些接受不了。下午我给家打电话，有个好消息要告诉爸妈。家里没人接，再打爸爸手机，正在通话中；打妈妈手机，关机。我就觉察出了不对。过了一会儿再打爸爸手机，竟得到噩耗，姥爷去世了。

我先是惊讶，然后非常平静地跟妈妈说，让她保重身体，我听到电话那头妈妈沙哑的嗓音，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好好工作，不要担心这边。

一个人背着包，走到餐厅，周围的一切仿佛凝固了一般。终于相信，这世界除了生和死，什么都是小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到木须肉里面的鸡蛋，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患难之时，姥爷端给爷爷一碗鸡蛋，一碗煎豆腐，对爷爷说：“在我这儿，你放心，即便别人都相信你是反革命，我相信你不是…”

情不能自已，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高三:芦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