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时，走在喧嚣的马路上，旁边是两三米高的围墙，围墙后是一百多米的大楼。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那上面会随时掉下来一块板砖，刚好楔在脑门上。冬天的黄昏清冷无比，像是冬季的葬礼一般，寒风呼呼的吹着，后脑勺带着上嘴唇都是飕飕的凉爽。看着身旁高楼上正在施工的钢索在风中摇摆，那感觉像是一把明晃晃的短刃就在你瞳孔前晃悠。

记得以前的楼没有这么高的，几十米的建筑就可以称作大厦了，那时的神州大厦像是根萝卜竖插在车流中央，走在路上车辆也没有很多，从来也不惊慌摩托杀手会从桥的一头像闪电似的加速逼近。以前的人们不谈政治，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白条，大人们聚在一处大多在聊些生活，艰难或者优越定要比较一番。然而对于那些民主和自治之类的，大家都讳莫如深。城市的街头小巷里的一些阴暗角落总可以见到很多小猫小狗，他们流浪着，但从未被歧视过，也没有看起来很可怜，只是城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那时候的阿猫阿狗是不会出现在政治里的，他们自顾自流浪，有时被写进歌里，但从不会因为某些遭遇而感动多人。

下水道里的乌黑与恶臭，也不谈政治，他们有他们污秽的清高，人们有人们厌恶的傲慢。从一段时间开始，那些坐在茶室里闲谈的人开始走出茶室了，而那些出租车司机和铺地板的工人也开始有了开公司的远大志向，政治仿佛是一个臃肿起来的胖女人。从前的医院也是不谙政治的，白色大褂一穿，身份就不一样了，对人动刀有了再合理不过的理解，天天门外怎样高谈阔论，唯有窗帘之内在天天的真刀加班，那时的医院，也从不打架。

茶馆的老板，山庄的主人，任凭眼泪在眼窝里打转，也是对政治闭口不谈，他们的话都是手中的烟，眸子里的火，递一根给客人，看夕阳或者落日。没有人抱怨的，尽管有时生活很不容易，能办得起事业的人都是哲学家，自己调节自己，啤酒和白酒从不需要，只要有时间就够了。那时时间也刚刚好很多很多。军阀驾到，好吃好喝招待，流氓登门，拳打脚踢不可坏了江湖规矩，这些曾经没有人来管得，只是世风好了，人们乖乖听话，所以事情便多了起来，也复杂起来。

书本里也不说政治，里面讲的是大道理，为人处世只是皮毛。人们不必发愁，好人坏人有着明显的界限。马路上一转，坏人的脑门上仿佛写着字一般，歪瓜裂枣总比正人君子要丑一些。考试似乎也十分轻松，努力的目标也不是很小，虽然国家还没有深入人心，政治也没有全民畅谈和追求。

我会天天写信给我喜欢的姑娘，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政治。我会用漂亮的信纸把我的字迹装好，塞进绿色的邮筒。看着马车把一摞信封慢慢拉走，我知道在那些感人的思念之中，肯定有一份属于我。至于现在，唉，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