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亲，她的故事很多；母亲大气，人却长得小家碧玉。

母亲姊妹四个，她排行老二，为闺女时兵荒马乱，有一次日本鬼子追赶一群妇女，母亲人小脚小，志气不小，把心一横，双眼一闭，一头扎进苇坑。但母亲没死，死得却是另一个大高个、白净子的媳妇，死得那个残呐，让日本兵在桥头活活糟蹋致死。

外祖母就说：“妮，快嫁个人家吧。”于是，母亲挑也没挑，看也没看，媒婆子两嘴一碰，母亲就嫁给了父亲。

父亲姊妹兄弟三人，他是老末。虽然父亲自小读书在外，但仍然囿于家族嫡传，行为做事与母亲格格不入。父亲有两个母亲，后母是他亲生，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大公婆患病去世，家庭虽然殷实，但家教严谨，规矩颇杂，也很封建。大小节上，摆贡、焚香、祭祀、求神、问卜之类，母亲自是不信，便串通了大妯娌偷吃贡品，私下里还取笑并冒犯家规，被祖母斥为没教养的粗人。因而父亲回家之日，多是母亲受罪之时，祖母挑唆指派父亲实施惩罚，跪香炉，关禁室，挨鞭笞，一年中总少不了那么几回。但这并没使母亲屈服和就范，及至后来祖母眼盲，开始分家过日子，母亲掀掉了香案，立下了自家的规矩。

分家当初，家境已然败落，大伯被绑匪绑架勒索之后，日子更是一片萧索。但母亲人小魄大，硬是苦撑了几年之后，连拉带赊地盖了一处新宅院，在后来很多年里都不落后，连一向爱挑剔的祖父，也不得不手捻三寸胡须频首叹服。父亲却是个老顽固，禀承了家母的遗风，吝啬而讲究。那个时期父亲在外混事，其实，挣不了三瓜俩枣几个大钱的，还要拿去孝敬祖父母，体恤母亲家用只是极限的一丁点儿，但父亲回家来，总是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吃饭开小灶，不与子女同餐。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先是拿家法、摆威严，一切不顶用后，后来干脆自己动手去做了。父亲吃饭的时候，是从不允许孩子们同桌共席的，倘若哪个子女忍不住口馋，瞥一眼八仙桌上的盘子碟子，或偷吃一口菜肴，轻者挨一顿白眼数落，重则扇几记耳光。我是家中老七，姊妹排行最小，我那时已经有些懂事了，仍记得父亲独饮独酌。但父亲一向沉言寡语，也从不纵酒、酗酒。

母亲对父亲似乎一点儿也看不上，一生中好像总是跟他闹矛盾，但唯有一样很上眼，且倍加推崇，那就是父亲的学问。父亲是读私塾读出去的，越走离家越远，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他工作的性质，只知道父亲左右手都会打算盘，且打得飞快而无误，还写有一手大大气气的毛笔大方，村里人都说数父亲最有学问，这恰与父亲委琐的形象有点相反。母亲教导我们的，是另一种人生，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继承的只是父亲的学问，体内流淌着的，却是母亲禀性的血脉。

自然，在长期反反复复的较量之后，父亲最终还是败给了母亲，并被母亲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给同化了，这是母亲自以为最自豪、最成就的一点。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大姑娘、小媳妇串门人络绎不绝。阴天下雨，黑天晌乏的，纳着鞋底、编着筐篮，或拆褥子绣花鞋，一个个到我们家来，母亲总是茶点香茗伺候。有人家缺了什么东西了，小到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大到桌椅板凳，就对孩子说一声：“到前头你‘民娘’家拿去。”长了，“民娘”竟成了母亲的代称，其实，我小名叫民，“民娘”指的是小民他娘。母亲是有名讳的，姓周，名桂珍，很好听的闺名。后来大了，我们同母亲开玩笑说，倘若母亲再有些文化，说不定就是位抗联女八路，或者是省、县级的妇女大干部哩！母亲就乐。

母亲没念过书，那是外祖母的结果。轮到我们这一辈，母亲就格外重视了。大姐念书逃学，母亲气不过，抡着笤帚疙瘩一圈圈抽她。到我读书时，就更不用说了，我高考第一年落选，心情沮丧，气也泄了大半，尽管母亲托门子求人使我复校，但中途还是跑回家来一次，又被母亲苦口婆心、真情感动，使我鼓起勇气，再次踏入校门，有了今天。不得不承认，我们姊妹有了今日的好日子，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尽管还欠缺人意，那是自己努力的不够。

母亲这一生，最值得炫耀的一点，就是拉大了她的七个子女，而且一个没有送人，一个没有伤残，更没有饿死，这在困苦年月里吃糠咽菜中委实不易。父亲常年在外地，自己都差点死在外面，还有脾性所致，顾家自是不及。还有一点是，母亲改变了我们家的祖上门风，封建迷信在我家绝迹，兴起了重文化、崇知识之风。我们家是全村第一个看上电视的，也是念书念出来子女最多的一家子。但是，我感觉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母亲最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教会了我们怎样的做人！

尽管母亲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点却是我们做子女终生受用不尽的最大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