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为大，逝者可敬――年年“安息”的祷告，岁岁焚香的坟头。一抹思念长存，捧一掬泪，打破那死寂一片，问：魂兮，在兮？安兮？为和平立碑，碑下万千信徒，凝望，盼“和平”归来？载“和平”入史？不仅为纪念，更为“祭奠”。

和平已死？或和平已死。作为一种关系的理想化，和平，人类永恒的力求。先人借它构造了历史，在与“战争”共同充盈的史册里，它总是那么圣洁，完美，众望所归，以至于“战争”被映射的总是罪恶，肮脏荼毒生灵。事实又的确如此，人类对“和平”的热衷一向几乎“溺爱”，尽管“战争”时刻出现，但它的出现根基于人的被迫。发动战争者，不是为维护国家永恒不衰，就是满足人民之所欲，或是自身过激的“民族自强感”。谁与身好斗？“人之初，性本善”。人类潜意识下还是时刻憧憬和平的善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为“善之善者”，这种“和平速胜论”历来成为古代兵家的宗旨：诸葛亮北伐不间，“好战”源于白帝城托孤的“枷锁”，降敌作为首选，一直取代“下城”。多少场和平谈判，胜者以“威震四海”自诩，败者以“黎民百姓“自安”。一纸降书，避免了国家的灭亡，各处会谈湮没了战争的萌生。和平已死？然而，和平，是否又有它独有的本质？作为人类动乱后的精神寄托，作为姑且对现实世界的聊以自慰，战争后的调停者，往往载道的是，为战争圆场，为战争作嫁，亦或是孕育战争：一战后，列强拟定的和平体系，却换来了二十年后更残酷的二战；二战后，苏美规划的和平蓝图，掩盖了冷战的冰尖？迎来了各个区域的混战！和平，失其本质，有与无，便没了界限，畅和平者，懂和平乎？和平已死。

和平应死？或和平应死。竞争与和平，两种高尚的合作理念，人类不加以区分的同时，还乐观地自满融合。什么“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和平竞争”。不知道他们寻求什么，也许，在他们眼里，竞争者，可恶。更不明白，竞争和战争，又有何本质区别？对和平向往，畏惧如此程度，以至于，想方设法掩盖“战争”所表现的“残忍”，转型为“竞争”的“激烈”。并且，还套上“和平”的框架。的确，如此之后，人类在善化了的“竞争”中表现出的手段，也相继变为“实力、顽强”等等。心随即可安，已安之心必会放手一搏，且不说激励心志，和平使战争、竞争中的胜者，戴上成功的冠冕，站在历史浪头，响应先人，启发后人，谓之曰“治世英雄，乱世枭雄”。和平应死？既然竞争已是善化了的战争，二者强调的是“弱肉强食”、“唯己至上”。无论民族、团体、个人竞争，施展自己，置对方于必败之地，才是取胜之道，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然而，“和平”理论再将竞争善化，使竞争者涂上友谊的妆，压制自身争强的一面，近于“坐视垂成”，即消极竞争，如此和平，历史浪头一定会于空中泻下，未来全然不会有未来。和平应死。

死者比生者更受尊敬。人类对逝去的，更会同情、相信、怀恋。与此同时，对逝去的追念，总是那么绵长，明知道“一去不复”。和平时代的人不考虑下一场战争是否或何时到来，总是回首上一场战争与和平的轮回，企图从中获取些许警示，更妄想这和平的形式，可安己心。然而，空留和平的形式于世，其本质却死的彻底――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说是要爆发饿伊朗战争，那些发动战争者，打着“消灭恐怖主义，塑造无核世界，维护和平”的大旗，不知廉耻地将自己装点为正义的使者，与此同时，一些旁观者尽管嘴上发发牢骚，然而，行动上的麻痹，纵容这“和平”上演。战争的确单纯，无论何时，也不会失去自身的本质。相反，和平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本质已丧失殆尽。

用死者掩饰“罪行”，其罪更罪。

人类善化了“和平”，却又罪恶了“和平”。作为“悲剧”，和平，承受了太多。本质已亡，人类却不以为“和平”已死，形式的沉重，令其怎能荣耀，怎能延续？

血祭的祷告，刻在碑上，祭奠这人类的宠儿――和平。我愿和平真死，我愿和平的死，换来本质透彻的“原生态战争模式”。我愿和平死的安息。

我愿。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