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一人上了公车，挑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零下三度的气温把路边干枯的梧桐冻得张牙舞爪，一片叶子都没了。外边寒冷，却抵不过我敷在脸上的冰袋。刚才经历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经过三个小时的麻醉，左脸已失去知觉，听到护士叫我名字后便娴熟地走进那间小屋，等人将我脸上的麻醉药抹去。虚掩着的门外，刚才的几位阿姨仍旧热火朝天的聊着。了解各自的价钱面积次数效果。不久护士就将我脸上的药膏擦净，让我洗好脸就能去做了。我拧开水龙头，将水泼到脸上，感觉不到凉意，确实麻木了。洗好后就走进另一间屋子，套上鞋套，开始我的第三次激光美容。

虽然已经是第三次了，但那揪心的痛还是让人难以忍受。彼时的我全然无法大声喊叫，而是轻微抽动眉头，看见眼中闪动的妖艳烟火，感受脸上针扎般的疼痛，闻到皮肤烧焦的气味，期待这一切快些结束。当我憋着最后一口气，脚开始拼命敲击床面的时候，终于结束了。老医生关掉机器，方才恶魔笑声般的轰鸣声停止，我刚想坐起就被他拉下床。在我脸上涂上消炎的药膏，将两面包有纸巾的冰袋敷在我的脸上。

我微微睁开胀痛的双眼，走出门的时候，迎面走来之前一同聊天的一对母女。女孩复杂的目光扫过我如同烫伤般的脸颊，便穿上鞋套开始她的第一次。

我在休息区坐了五分钟，那对母女便出来了。女孩哭丧着脸，手里攥着湿漉漉的纸巾，一旁的母亲则一脸的心疼。

此时我想，我妈要在也会这样吧，我说不定还会娇气地哭鼻子。但长大了，自己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坐了十分钟，脸上的灼热开始变本加厉，我盘算着要不要再买一个冰袋换上。一阵急促的婴儿哭声忽然传来，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个怀抱婴儿的外地妇女上。妇女并不漂亮头巾凌乱地扎在脑后，一看便是外来打工者。她怀中的婴儿声嘶力竭地哭着。妇女找一个位子坐下，不说话，只是定定地望着孩子。孩子渐渐哭不出声来，周围的人开始围观，七嘴八舌地问，妇女却始终不说话，开始流泪。有人拿来扇子给妇女，让她给孩子扇风。妇女从始至终就说过三个字：一个月。

人们惊讶于这么小就做激光，有人探过身观察孩子，有人讨论这给孩子做激光的钱这外地妇女要赚多久才能有。此时方才的那个哭丧着脸的女孩用她那嗲嗲的上海话说：“哎呀，太小了呀，再过几年做差不多吧？”人们认同她的观点，喋喋不休地继续讨论。妇女安静地坐在那哄着自己可怜的孩子。“高贵”的上海人为外来务工者的事讨论实属罕见，这个地方确实不简单。我心里想着，对“上海人”的厌恶又增了一分。他们就是用这种假意的关心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

孩子睡着后，妇女带着背后人群“啧啧“的感叹与一同前来的俩人离开了。

回到自家所在的小镇，道路两旁的树木顶着几片绿叶等待来年春天的到来。忽然想到地理老师的一句话：“下雨天一定要打伞，空气污染严重，会掉头发的。“连市区的树都秃顶了，人也差不多吧，毕竟有钱人大都这副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