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是短暂的停留，为了升腾，它必须超越。

曾经，苏轼天真地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然而，时代却没有报答这个高贵、天真、纯洁的人对它的赞美。几个“好人”出于嫉妒或是奉承权贵，制造了这个莫须有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实现了沉寂到升腾的转折。

很久以前，屈原登上汨罗江长长的堤岸，也许正意味着中国灿烂的“谪官文化”的开始。放眼历史的长河，看那璀璨的中国文学，不得不说，那些被贬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屈原被贬，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白居易被贬，留下了一曲“幽愁暗恨”的《琵琶行》；范仲淹被贬，让我们听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苏轼被贬，酝酿了“大江东去浪淘尽”，渲染开“一蓑烟雨任平生”，孕育着这绝世旷达的傲骨，乐观从容的人生。

“拣尽寒枝不肯栖。”

在遭遇突如其来的灾祸后，有的人放弃了原本的志向与性情，锻造了一个更合时宜的壳，蜷于其中苟活。苏学士却依旧“满腹不合时宜”。他的坚持与直率注定了他一生仕途的坎坷，他在新旧党的夹缝中坚守着自己的真理。

人不可能在灾祸后毫无改变，更不能因灾祸完全改变。何时也不忘初衷和心中的那份美好，任铁锤猛击外壳也不泯灭，是傲骨。

“回首向来萧瑟处。”

逆境中的快乐不是沉沦，而是最深沉的人生境界，最坎坷的人始终唱着最欢快的歌，苏轼的歌一直飘在“流放地”黄州之上、在历史的天空中。那一片亲自耕耘以糊口的东坡，成了苏轼的符号。他在黄州写下《猪肉颂》，传说“颂”的就是自己烹饪的“东坡肉”。苏辙写黄州快哉亭，曾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毋宁说，苏轼就是后者的典范。

谪仙“人生在世不称意”，便去“散发弄扁舟”。黄州的山水，抚平了苏轼的伤痕，更让他找到了归宿。“非吾所有”，“一毫莫取”；而“山间之明月”呢？吸收了它的清辉，越发纯净空灵，无物无我，故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天地间的蜉蝣，朝生暮死，来世“我”却可与星星同辉。

有人说：“苦难的道路是通向人类真正伟大境界的唯一道路。”我们的先哲先贤们实践了这条道路。在失去了很多、身心俱疲时，或如屈原，死一个轰轰烈烈；或如苏轼，“自放于山水之间”，在失意里寻一个快意的理由，笑得释然，活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虽已无我，“我”却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