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有关的那三道痕，是记忆中风干的泪痕，更是凝聚父爱的刻痕。

母亲带着弟弟回乡下老家定居那年，我随父亲留在县城，上了城关小学，由于停了灶火在单位食堂就餐，家中少了烟火味，父子间少有交流，每天里的亲密接触，是晚上睡觉前共用一盆热水洗脚。热气腾腾的脚盆里，两双脚搓来搓去，搓揉出丝丝缕缕的温情。因这同盆洗脚的缘故，让我，传染上他那脚底易生水疱的毛病，我不得不经常在课堂上搔痒痒，老师批评我，说我爱做小东作，批归批，痒时还得搔。

水疱闹得厉害时，走路便有点颠，父亲注意到了，那天午睡，我被一阵疼痛闹醒，看到父亲坐在床边，一手稳着我的脚，一手捏根缝衣针，在细心的为我挑水疱，他见醒了，笑笑说：“忍着点，一会儿就好！”挑完水疱，他搁下针，拈起棉球，吸干渗出物，涂上紫药水，整个过程我动不动，却嘤嘤地哭出声来，他轻声问：“疼啊？不是蚂蚁夹了一下的感觉吗？”那哪是因为疼而哭呢，是心底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被唤醒后感动得流泪啊！现在明白那东西叫亲情，泪水是这亲情洒下的雨露，尽管那时我对这些还比较懵懂，直觉却让我把这份感动，当成一笔私房，存入了业精神银行的折子上。

在父亲面前，我还曾日一份“礼物”哭闹过。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有次出差上海，答应给我买支钢笔。可他的归来那天，迟迟未“出示”我的期盼物。等他一开口，便让我由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低谷：“平儿，给你买的钢笔，外壳是一根玉米的造型，塑料壳的，可……在火车上给人偷了。给你另买支新的吧，只能是本地卖的那种了……”我淘气地喊：“不要不要，我就要塑料壳的，像玉米棒子的！”，心里怨父亲：怎么一支钢笔都保管不好？一个上海产的时髦玩意，还没到手上就飞了，我可是早就跟同学们私下炫耀过，这下不砸了？我越想越憋屈，哭闹起来，那天晚上，父亲被我闹得既尴尬又无奈。

过了两年闹“文革”，此时父亲在县食品公司办公室工作。那时我想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即红语录。恰好，父亲所在的公司里正组织发放，并由我父亲经手。他给我弄了一本，悄悄招呼：“保管好，别显摆，啊？”谁知三天后，做课间操的空当里，红语录在书包里被人顺手牵羊了。回家后把红语录丢失的事告诉了父亲“什么？丢啦？”父亲大喝一声，眼睛瞪圆，脸也涨红，一个箭步上前，对我后背甩手一巴掌，惊慌与疼痛相加，我呼喊一声“妈耶——”，随之号啕。父亲压低嗓门斥责：“不许哭！”我便陡然收声，转号啕为抽泣了。

后来得知，父亲本已准备将我那本红语录收回，因他隐约听说有同事向上报告，说他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克扣“革命群众”的红语录，给自己小孩当小人书翻自玩。此情之下，我却将红语录丢了，父亲岂能不又急又怒？

经历了这些，我变得人小鬼大有点懂事了，朦胧感受到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像父亲这样书生气足的人，活得艰难不易，此后父亲不再动手打过我，我也没在他面前垂过新的泪痕。

    初一:汪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