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重之何为？

——读《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有感

有一次和一个读经济学的朋友聊天，我问他，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回答得很快，“张五常嘛，听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这并非是我所希望得到的答案，于是我进一步发问，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又有哪些呢？记得当时的他显得很尴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一阵子，最后他给出了一个似乎文不对题的回答，“研究经济的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当然不是一般的经济工作者。”

就像初中语文常常做的练习一样，刘胡兰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不是刘胡兰，从语言逻辑的层面来看，“搞经济的不一定是经济学家”此话果然不假。但若把它当作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天网，并结合在当下中国本土实践的语境之下，说中国大陆没有经济学家，最多不过是一些研究经济的学者抑或是经济工作者，这未免就有失偏颇了。

能成为一个“家”的，按照传统的看法，那就是得在某一个领域内需要有一定的理论突破，有一定的创新体系，有一定的名誉地位，有一定的学术权威。反观国内，若参照这样标准，毫无疑问，大陆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是有许许多多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有时代感，有历史使命感的本土经济学家。譬如有“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先生，有“吴市场”之谓的吴敬琏先生，或者还有林毅夫、樊刚、茅于轼、张维迎、汪丁丁等诸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经济学人们。在市场化、自由化、竞争化日益彰显的今天，他们的浮出海面，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常人对于经济学家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理论多于实践”等错误解读的余缺，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的存在让我们切实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方向，然而，在激情和希望之余，正如前面我的那位研习经济的朋友所遭遇的话语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本土化实践似乎并不很好，或者说，他们身上所遭遇的不仅是中国现有体制的局限和束缚，更多的是，传承千百年来的旧有观念对学术、理念、实践等诸多方面的陈见。

真理就是现象自身的呈现和去蔽。同理如此，经济学家的称谓应该是他们（经济学人）日常学术实践过后自然被赋予的一种荣誉。而至于中国的当下，对于集体话语上（区别与自封、媒体追捧等形式造就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稀缺，我以为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就是西方经济学帝国主义（套用法学家苏力先生语）的兵临城下。在所谓那些跨领域打造下的现代经济，早已超然于亚当·斯密当时所界定的经济，什么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伦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科的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块领域或者经过“百花错拳”一番掺杂柔和之后形成的非纯粹的经济学，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掌握了一个领域也便控制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在对中国学术的“西学东渐”之后，我们的学者往往止步在引进推广的阶段上，有的学者干脆痴迷在了“拿来主义”、“全盘西化”之上，今日博弈论，明日信息论，因此也便没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一张一弛，一快一慢，本是相互谐和的有利因素，但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现实实践中，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往往便被湮没在了强大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深陷其中，难以超脱。而在此前因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注重“走进来”（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难免忽略了“走出去”的战略，少了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往往也减少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感。“许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历史上都经过坚苦的斗争或者思考，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大法官这句话若用在对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生存的思考之上，也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最近在读一本书，是北大教授夏业良先生写的名为《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的经济学随笔。随笔这个形式，它本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轻松拉家常的方式来传达作者的观点，不求高深，但求传真，这就是随笔的精髓所在，也是商业化经营下知识大众化传播的一种实践，或者把它放在本文预设的语境下来说，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的另外一种生存形态。

全书分为“经济自由与选择”、“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思想渐进与制度建设”、“生活随想曲”以及“书评”五个部门。其中，作者花很大篇幅介绍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在谈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著名人物，介绍他们学术成就和研究经历同时，也有对个别问题提出一己之见，进行学术批评的。特别是作者在留美期间，有机会和几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面对面地讨论、提问或采访，能让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大师们的风采。从这一部分的几篇文章来看，作者对经济学界新发展的密切关注，“他能够在较大跨度的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之间较为轻松地游弋和探索，实在是不可多得。”（茅于轼语）

作者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制度、道德、政治层面的问题，这集中在文集的第三部分。通过《个人主义辩》、《制度要考大家建设》、《中国若干制度改革措施的进展及展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等四篇互为体系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我国社会生活前途的关心，对人类社会自身所面临的困难、障碍、迷茫及人为局限的忧虑。从而不难看出，作者身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他所追求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在利益博弈之下，对解放人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渴望。

夏业良先生的文章给人以朴实平和，简练流畅之感，这可能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原来是研习英美语言文学的）。在文集的“经济自由与选择”和“书评”这两个部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来解读当前的现实生活以及从人性和生活出发，作者是怎样来理解和评论某些文化现象的。文化的多元，多元的文化，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日益打破壁垒，相互融合的当今学界，作者这种写作方向也不失为一种“讨巧”的方法，从此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作者治学的兴趣点，也更加能直观我国经济学家精神领域中多彩的一面。

本书是中信出版社“经济学家随笔”系列中的一本（其他四本是梁小民的《小民说话》，汪丁丁的《海的语言》、《知识印象》，王则柯《经济学家的学问故事》），在市场上日益充斥着大量随笔式经济学著作的同时，《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最大的看点在于作者采取导向性的写作姿态，像导游一般将读者引入经济学这一迷人的知识海洋之中，深切感受其中的奥秘与乐趣所在。此外，本书最大的一个焦点（争议点）在于，作者在整个经济学界内是第一个对“张五常现象”提出置疑和批评的学者，对此的文章主要是《给“张五常热”降温》、《经济解释和解释的“经济”》、《是是非非说五常》。

“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此题目套用了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语词格式。这里作者冒了个风险，就像拍电影续集一样，往往后不如前，如果作品本身质量欠佳的话，则这样的套用往往会显得更加的愚昧无知。幸好，读完此书，你会发现，作者巧妙地换“轻”为“重”，不仅一语道出当前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实践过程所遇到的困苦和挫折，更加明确了经济学家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