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文章中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但阿Q形象的意义又远远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表，他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倒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无根据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将来，又最能在现实中毫不知耻地自轻自贱；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甚至以自己的弱点为荣；他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钱等），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虽然，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已不是阿Q所独有，它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态的集中体现。“阿Q相”已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精神胜利法深刻的阶级根源来自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意识，其历史根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屡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紧密相关，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易感染上精神胜利法。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永远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却并未绝迹，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尤其是，鲁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绑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团圆”描写，其实是对阿Q的革命既不简单的肯定，也不简单的否定：阿Q的向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压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阿Q革命的动机是模糊的，是出于一种激动而盲目的情绪，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极端错误的，无非是杀人、夺物与传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将辫子盘在头上，或去投靠革命党。由此看出，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阿Q的“大团圆”的结尾也是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必然结果，他既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正是通过阿Q这一悲剧结局，鲁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鲁迅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将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的风俗融为一体，达到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有机统一；在写人的艺术上，成功地将西方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等特点，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统形式的结构及用人物自身言行来传达人物神情的艺术传统融为一体。